试述用实验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对社会心理学最大的争议在于它的实验取向——科学的实验方法是否能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工具。这涉及到有关实验的两大基本问题的探讨，一是实验的有效性和现实性问题，二是实验中的欺瞒问题。
（1）有效性和现实性问题
科学的实验方法是否能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心理是否有效？实验所得出的有关社会心理的规律是否能预测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行为？如何才检测实验法在社会心理领域应用的有效性和现实性？对于这些问题，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杨倩（1987）在进行了具体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心理学中，实验法的有效性和现实性：
实验的有效性，也可以称作“实验效度”，有两层含义：其一，实验设计中自变量的改变确实能引起实验因变量的效果；其二，实验设计使得被试的意识和行为真正参与到实验情境中，自然地显现为主试所需要的心理活动。实验的有效性是通过实验手段获得关于心理现象因果关系的关键所在，这可从三方面讨论：
①实验能否获得有效性？几十年来研究者大量工作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回答。
②如何检测实验有效性？检测实验有效性，可分内部检测和外部检测两种方法。内部检测是从实验设计本身出发，直接考察实验自变量的有效性，主要问题是人的因素。了解被试在实验中对自己角色的认知情况是印证实验方法有效性的有利途径。外部检测是将实验获得的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解释同现实生活中事件的过程进行对照，看其是否有助于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与预测。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水平越是高，它应越能反映真实的社会心理现象。
③如何获得有效性？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可以由不同事件引起，出现在不同情景中。实验者选择的实验情景如果越接近现实，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实验结果受实践检验的方式便越直接，同时也有利于获得实验有效性。一种实验情景不应是对某个现实社会情景完全的模拟，而是一类社会情景中的一个特例。为了解实验的外部有效性，实验者设计不同实验情景，以对一现象在几种有差别的实验情景下观察，如果得到大体一致的结果，那么就可以此作为支持实验具有有效性的间接证据。一般认为，主要有四种明示研究的外部有效性的资料：
①跨情景的概括力；
②跨群体的概括力；
③重复实验；
④跨文化研究。
实验中的现实性意义在于：采用实验方法所研究的社会心理现象应具有社会现实意义，是那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身上确实发生的现象。实验的有效性与现实性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和卡尔史密斯把现实性区分为实验现实性和世俗现实性两种。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说一个实验是现实的，是因为该情境能让被试卷入其中，被试们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个情境，或者说这个场景对他们产生强烈冲击力。这种现实性就是实验现实性。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现实性”这的术语可以指研究场所发生的事件会有多大可能在被试的正常生活中，或者在“现实世界”中发生。这种类型的现实性称作世俗现实性。后来，阿伦森等人又提出了第三种类型的现实性——心理现实性。这种现实性的含义是指实验中诱发的心理过程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心理过程的相似程度。一个实验可能会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情形相距甚远（世俗现实性低），并且又未能对被试造成足够的冲击力（实验现实性低）。但是，这样一个实验仍然会拥有较高的心理现实性，即所发生的心理过程类似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心理过程。举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几年前的一个内隐社会认知初步研究中，采用的一种间接测量实验程序——偏好测验就是符合上述特点的，被试的任务是在测试阶段对于攻击者图片和被攻击者图片单独进行偏好判断。这一研究的世俗现实性非常低，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无聊到这种地步，去对另外一个人手中呈现的一张张人物图片的来进行好恶判断。这一研究的实验现实性也是比较低的，肯定不如阿希或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被试那么把实验任务当回事儿，因为那两个实验中一个是黑白颠倒让人迷惑不解，另一个是人命关天让人紧张不安，我们这个实验中的被试对于这样一个先学习再测试的实验程序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和投入，或许他们只是想着做出判断后可以领取的那份小纪念品。但是，该程序所揭示的内隐态度影响判断的心理过程是和日常生活中的内隐加工机制高度相似的，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判断，的确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内隐记忆、内隐社会认知的影响，会不由自主地投射出心灵的无意识层面来，哪怕被试是在不经意的反应中也是如此。
实验现实性和心理现实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这是因为心理学家感兴趣的许多心理过程都是在人们对其环境中的有影响事件做出反应之时发生的。由此，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认知失调、偏见与攻击的情境通常也是令人们高度卷入其中的情形。既然如此，研究这些现象的时候，就有必要把实验情境设计得具有同样的冲击力。这类研究应该同时具备高度的实验现实性与心理现实性，然而，却未必需要具备较高的世俗现实性。然而有一类课题研究却有意造成较低的实验现实性，我们知道，社会心理学家对于人们在没有积极卷入其中或缺乏对信息进行仔细加工动机时发生的那些心理过程的兴趣日益增长，例如刚才提及的对内隐社会心理的研究就是例证，此外，还有对自动加工，对劝说信息的边缘加工或启发式加工，或对“心不在焉”现象的研究。为了研究这些现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设计出在心理现实性上非常高而在实验现实性上非常低的实验情境。
综上所述，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检测实验的有效性，通过比较不同实验情景中的实验结果来获得有关实验有效性的证据，并调控实验、世俗和心理现实性来满足不同的实验目的。因此，实验法能有效地揭示社会心理规律，帮助预测现实情景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
（2）欺瞒问题
实验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工具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实验中所采用的欺瞒技术。
按照海德的理论观点，每个人都是朴素的心理学家。这当然应该包括心理实验中的被试，他们也在不时地以一种参与者兼评价者的身份来对研究设计评头品足。和比较心理学家采用的动物被试不同，他们是一群非常聪明的成年人，遇事总爱琢磨，总喜欢自作聪明地推断研究目的。这会造成一种实验偏差，因为他们一旦“明白”了实验的真正目的，会出现主动迎合假设的行为反应。因此，主试为了使实验有效，得到确实的可靠的结果，往往向被试隐瞒实验的真实目的，即采用欺骗技术。最经常采用的欺骗手段就是使用“假被试”这个角色。也就是主试和知情者“串通”起来，创造一种条件或者一种情境，使真正的被试的行为更加自然，更加真实。这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是很流行的，但却招来了很多非议，认为这种实验方法侵犯了被试的人权，是违背心理学家的职业道德规范的。
佘丽琳对西方很多使用欺瞒技术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进行了分析之后，指出对欺瞒技术进行批评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为欺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社会心理学家们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对人类有长远利益的，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任何代价都值得；若让被试知道了实验目的，收集的材料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了；使用欺骗技术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社会心理学中人为制造的许多情境也是每个人生活中常碰到的，在多碰一二次也无所谓，无须征得被试同意了。因而她认为社会心理学家有义务对公众负责；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也有权利去追求知识和真理。
再者，从研究的角度讲，研究的目的是让走进实验室的被试容易投身到实验中去，象日常生活中一样来做出自己的真实反应，忽视自己的被试身份，这就要求研究课题及其实验情景接近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在这里，防止迎合实验者意图的“好被试”出现就成为头等大事，而控制这种要求特征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使用掩饰情节。在所创设实验情境时，我们希望被试尽可能地象正常情形下那样反应，尽力降低被试猜测实验假设的可能性。最起码我们希望他们的期待不会改变其在因变量测量上的反应。有时候，我们通过使用掩饰情节，即对研究程序提供的一种似是而非（或者以假乱真）的解释，可以达到对要求特征的最佳控制。
总之，在社会心理实验中使用欺瞒技术是必须的，欺瞒技术能有效地控制被试的要求特征，提高实验的效度，由于欺瞒问题而置疑实验法对社会心理研究的功效是没有道理的。不过，面对欺瞒技术在社会心理研究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研究者们必须提高对被试权利的关注。掩饰情节不能滥用。欺瞒实验中，必须对所有被试提供事后解释，在实验结束后，研究者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向每个被试仔细解释这个实验，说明真正目的、欺瞒的原因等等。应该千方百计保护被试的尊严，不要让他（她）因为“陷入”骗局而感到自己愚笨或者受了骗。应该在确信被试情绪很好，对自己和自己在实验中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之后，才让他们离开实验室。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