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热点：用法治革除吃“野味”的陋习【热点背景】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凡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禁止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的，必须严格禁止。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这一决定，释放出全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法令，旨在革除社会陋习，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提 倡近代文明，改进社会风尚。法令主要内容涉及禁烟、禁赌、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称呼旧制等，不包括禁 纳妾。A、B、C选项均是改革所涉及的内容，D选项不是，选D。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新京报西坡：学者在媒体上建言献策，正是为了接受公众的讨论，因此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社会政策的变更本就不应该是“一言以兴”或“一言以废”的。正如何亚福文章中说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18周岁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结婚是一种民事行为，18岁不允许结婚，意味着这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18岁成年却不许结婚”在逻辑上是个死结。如果法定婚龄降到18岁，那只意味着你在18岁有了结婚的权利。至于18岁够不够成熟、18岁买不买得起房，都跟这没关系。你达不到自己心中的结婚条件，外界不会强迫你结婚。拥有权利不代表一定要行使权利。许多人把权利当成负担，这才是令人不解的地方。放开二孩之后，他们说“国家要把我们当生育机器”。学者提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他们又说专家逼他们早恋、啃老。这种意识错位不亚于一个人被解开镣铐之后，哭天抢地说“谁也别想强迫我跑步锻炼身体!”

　　@人民网蒋萌：既然年满17周岁可以当兵，就要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那么将法定婚龄降到18周岁，有何“大逆不道”?这个比较并非无厘头。毕竟，17岁可以保卫“大家”， 18岁却无权成立“小家”，是吊诡的。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法定婚龄都是18岁。我比较认同上文的观点——“拥有权利不代表一定要行使权利”。人都是理性的，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如何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去年底表示，目前我国的初婚年龄约为25岁。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初婚年龄还在逐年推后。以上海为例，2014年该市居民初婚平均年龄为男性30.11岁、女性28.14岁。人们没有因为现行的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婚龄而“一达标就结婚”。如果真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对许多人想必也“无关痛痒”。那么，若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意义何在?赋予公民完全的民事能力，让公民具有自主选择权，这些理由还不够吗?至于某些专家是否想借此出名，你是否反感，要另当别论。

　　@荆楚网徐秉国：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不仅与世界其它国家相一致，而且在法理上说，也是符合的。按照民法规定，年满18周岁即为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也就有结婚的权利。进一步讲，人们担心降低婚龄导致人口过快增长是没有必要的。的确，降低婚龄延长了适龄女性生育的周期，增加了人口过快增长的风险。但是，须知婚龄只是结婚的最低年龄，是结婚的门槛而已，结婚作为人的一项权利，到了18岁并不是必须要行使的，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来看，实际的结婚年龄大多在法定婚龄的基础上延迟了7——10年，为25——29岁之间，并不是我们所想当然认为的18岁。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只是增加了结婚的机率和人口增加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导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失败和人口数量的过快上升。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更何况，在高生活成本、高压力下，人们即使有生育的机会未必就有生育的决心和行动。

　　而且，我国是一个有着早婚早育传统国家，而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之一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否则就是无效婚姻。因此，过高的婚龄必然会把一部分适婚青年挡在合法婚姻之外。有些人或虚报年龄骗取结婚证，或“未婚同居”不要结婚证。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给他们一张婚姻“通行证”有利于保护社会上事实存在的“无效”或所谓的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

　　@喻洁：从法律上而言，18岁就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结婚。将法定婚龄降为18岁，也并不意味着到了18岁就一定要结婚生子。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业、买房、养孩子的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晚育，若将法定婚龄降为18岁，可给晚婚晚育人群带来结婚生子的压力，也可促进我国人口生育，改善人口结构。

　　@李兆清：18岁已经成年，但很多18岁的人并没有真正独立，尤其是经济上没有真正独立，有的甚至在啃老。把法定婚龄降至18岁，仅是简单考虑人口数量增长。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是为了扩大人口红利。时下竞争日趋激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比单纯增长人口数量更为重要。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定婚龄都不超过18岁。其实，我国过去的婚龄是比较低的，新中国成立后，婚龄才逐渐提高，1980年的婚姻法就提高为男22岁、女20岁，2001年修改时仍维持了这个高位，在世界各国来看这是最高的。婚龄提高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而提高婚龄是控制人口数量与增长的有效途径。

　　而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症呈上升趋势，这与生育年龄提高有关。我国现在婴儿出生缺陷率较高，而高龄孕育则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从这一角度看，降低婚龄可以有效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也存在忧虑，比如有网友说的“结婚不仅仅体现在一种能力，更应该体现在一份责任。基于此，一个18岁的人，也许还在大学就读，如果结婚生子，如何承担完成学业、抚养孩子、就业等一系列难题?”

　　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否降低婚龄，不想结婚的依然不想，想结婚年龄根本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而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婚姻变得更加自主。人们更加愿意根据自身经济等发展状况来规划自己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确定人们的结婚年龄。我认为婚姻的实质是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度一生，这无关乎年龄。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钱江晚报：乘客不到饿急了不吃，和乘务员不被逼急了不给15元的盒饭，这二者的差距，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与铁路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之间的差距。很显然，作为服务项目之一，高铁、动车上所提供的盒饭，不只和它的价格不匹配，也与其应有的服务水准不相称。说到这，就不能不提台湾铁路盒饭和日本铁路盒饭。这两种盒饭产品，不用靠文字，只要上图，就能把大陆高铁、动车盒饭打趴下。不幸的是，今天高铁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拳头产品，出口欧洲、东南亚、南美等国家和地区，但要说管理与服务，依然是铁路运营的短板。为什么内地有些城市的地铁项目要请香港地铁管理公司来合资运营，就在于人家有先进的管理服务经验。

　　大陆铁路发展到今天实为不易，但要更上层楼，必须引入先进管理经验，改革运营体制机制，在服务上有彻底改变和提升。那时候，我们才能不只输出技术和设施，还能依靠先进管理经验去打开更广阔市场空间。若像现在这样，连卖盒饭都要依托自身垄断地位获取暴利，而做不到物美价廉，让乘客满意，哪怕“铁路”后面已加上“公司”二字，那也还是一个非市场化实体。

　　@北京青年报：有人说，中国乘客一般不喜欢在火车上点餐，所以只能靠“高价少卖”来获得盈利。如此逻辑，其实恰好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搞反了——其实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服务质量不佳，才导致了多数乘客被迫养成了“不消费”的习惯。事实上，好的市场服务提供者，就是应该能够引导消费，并重塑市场的消费习惯和选择。

　　一边是铁路市场化大幕逐步开启，伴之以高铁为代表的硬件设施明显提升，另一边却还是火车上低价盒饭“躲猫猫”，消费者还在为火车上的一份盒饭而烦恼，这样的市场化远非全面彻底。随着乘客的要求越来越高，那种仍寄望于靠封闭的市场形态来赢得“差价”的所谓“市场化”路子，注定愈发难以为继。在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铁路部门理应把乘客的乘车体验放在一个更加优先的改革序列来加以重视，乘客的“获得感”强了，市场化改革才真正算开掘了源头活水。

　　@湖北日报：路运输部门给车上的餐饮制定出不同等级的价格，但实际上只销售高价盒饭，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不同等级商品的权利。此外，若铁路运输部门为追求利益抬高商品价格，使其远远超过了成本价，则有违市场交易中的公平交易原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正如华东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龚秀全所言，要根治火车上高价餐食的问题，就必须打破餐饮经营的垄断格局，推进餐饮经营的多元化，引入企业竞争机制。如火车上的餐食供应可以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委托给民营企业去做，铁道部门和餐饮供应相脱离，从中起到监督作用，确保供餐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定价，并依据餐食质量制定不同价格等级。引入竞争机制后，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企业收益，自然会使餐饮供应企业主动提高餐饮质量，并使价格回到合理水平。

　　@荆楚网毛开云： 《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规定，供应品种多样，有高、中、低不同价位的预包装饮用水、盒饭等旅行饮食品，2元预包装饮用水和15元盒饭不断供。然而，在高铁上，15元盒饭却“藏着卖”，这板子该打谁?首先要打乘务员。本来有15元的盒饭，但乘务员从不主动提及和供应，乘客询问时竟然推荐三四十元价位的盒饭。乘务员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是为乘客服务的，当然该打板子。列车长也该打。乘务员的所做作为，列车长知道吗?对于乘务员的不规范甚至是违规违纪行为，列车长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和教育责任。铁路部门必须打。如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也行，为啥要制定《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乘客不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多少也该挨点板子。一来，既然有乘客知道动车上有15元盒饭，你为啥就不知道?二来，记者打破砂锅问到底吃到了15元的盒饭，你为啥就没有这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

　　15元盒饭“藏着卖”，折射的是乘务员服务意识缺失、列车长管理不到位、铁路部门工作不落实和乘客自我维权意识不强，大家都应该该打板子。减少和杜绝15元盒饭“藏着卖”，需要每个人增强服务意识、规矩意识和维权意识。让15元盒饭正大光明地卖，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事情，而是每一个相关人员都有责任。

　　@深圳特区报宁书默：给人们出行带来便利的动车，其服务质量却跟不上运行速度，卖个盒饭还只卖贵的不卖对的，怪不得要被网友狂吐槽了。盒饭可以有贵贱，关键是要明码标价，让旅客有选择的权利。低价盒饭藏着掖着卖，旅客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被侵犯，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同时，此举也与《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中的相关规定相违背。为了多赚几个钱，把铁路部门的形象给抹黑了，真是算了一笔糊涂账。一边是市场规则，一边是行业规范，铁路部门必须沿着它们构成的轨道走，把服务做到位，方能重新赢得旅客的信赖。

　　现如今，动车、高铁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大家都知道，在列车运行期间，列车商品市场相对封闭，乘客无法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易，从而为铁路方创造了谋利的契机，所以，15元盒饭“藏着卖”也不足为奇。

　　不过，据《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规定，供应品种多样，有高、中、低不同价位的预包装饮用水、盒饭等旅行饮食品，2元预包装饮用水和15元盒饭不断供。换言之，动车上的15元盒饭是不断供的，但是为什么乘务员只给乘客提供30元以上的盒饭呢?想必和自身的利益有关，卖贵的总比卖便宜的划算，然而面对乘务员的行为，为什么列车长却毫无反应呢?难道是不知道，我想在封闭的列车上，说他们毫不知情，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很难不让人怀疑他们之间本身就存在的利益链，这也将导致人们对铁路部门更加不满。

　　不得不说，在商品经营市场化的今天，铁路服务应更多考虑乘客的需求，而不是一味以自我为中心，以车谋私。而“藏着卖”的15元盒饭已经曝光，也警示铁路部门的服务理念与服务形式必须做出改变。要更加贴近市场，根据乘客需求的不同，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如此一来，才能在让乘客满意的同时，构建优质的铁路文化。

随着各企业陆续推进复工复产，招聘市场逐渐复苏，视频面试开始替代传统的线下面试，这也是目前招聘市场的一种尝试与创新。同时，在防控疫情的情况下，研究生招生复试、艺术类考生招生学校现场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学校面试，也都开始尝试采取“云面试”的方式，这不仅是替代当前无法开展的线下面试，而且可以为推进招生改革探索成本更低且能保障公信力的面试方式。

一方面，对于求职者或考生而言，可以通过录制一段声情并茂的自我介绍。打破了原始纸质简历的单调、平面，用声音、表情、动作给企业留下深刻印象。同时，通过与企业或学校视频面试，极大地解决了因公司或学校地点较远带来的开支，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或学校而言。相比传统文字简历，企业或学校通过视频面试，对求职者的谈吐、性格、基本状况都有较直观的了解，而且通过视频面试全面考核应聘者的基本素质以及性格特质，同时，通过网络面试初步筛选人才，不需要特意准备面试场所和安排接待人员，让整个招聘过程省时省力。以及大大缩短了招聘时间，为企业或学校及时输送人才。

但是，在在线视频面试技术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学校用在线视频面试方式考察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无疑会更关注在线考察的公平、公正问题。比如，不同学生在线回答问题的环境是否一样;在线面试考官的评分是否公平、公正，同时也会担忧面试考生有所准备，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放资料等情况的出现等。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或疑惑并不难解决。对于是否有一样的在线视频面试环境问题，这只需考试单位精准了解学生的家庭上网情况，安排学生到条件更好的在线视频面试地点。对于如何保障考官的评分公平公正上，可以实时监控学生按要求答题、录制视频、上传视频并保存，所有面试视频可以复核，既可以为后期复核提供依据，也可以防止学生作弊。另外，面试题目设置上也可以是即兴的开放式题目，即便考生有所准备，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放资料，这也不能提高面试成绩。如了解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面试，考官问几个问题，要求用英文回答，就可以直观了解面试者的实际水平。

对于当下的“云招聘”我们应积极看待，对于其中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各方积极解决，我相信在现阶段防控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的各项招聘工作能够得到有效开展。

参考题目学习，不是题目，没有答案~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

　　广州火车站，可以说是春运的一个“地标”。据报道，2016年春运的返乡高峰中，受连日暴雨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广州火车站再次遭遇挑战，最高峰时超过10万旅客滞留广场及周边地区。

　　广州是春运的“关键点”，而广州火车站无疑就是“压力点”。2008年南方冰灾时，广州站曾发生大面积旅客滞留。人群将晕倒的女孩托举而出的画面，可谓中国春运的代表性场景。去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日均发送乘客超过百万人，这么巨大的客流量，无论哪个环节稍有差池，就难免出状况。

　　这些年来，春运发送人次虽然不断增多，紧张状况却在不断缓解。高铁运能大大提升，航空分散更多旅客，私家车出行也越发普遍。交通运输是一个系统，火车站只是一个“终端”，几乎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反映在车站。广州火车站的大面积旅客滞留仍然让人看到，影响春运的因素如此之多，仍需不断舒缓春运的“压力点”，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晚点发生了、滞留出现了，救急肯定是当务之急，火车站能做的工作很多。从改变列车值乘人员作业流程，到呼吁乘客不要盲目提前候车，再到增开列车替换晚点较多的车次，相信从来就不缺考验的广铁集团，应能处理好这些状况。长期来看，如何设计更好的进站路线，如何进一步缩减程序流程，如何更好地改进站内空间布局，提高管理效率，都是需要回答好的问题。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春运期间总是风和日丽。

　　去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知道，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站，候车厅相对比较狭小。数据显示，广州火车站站内11个候车室及大厅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3万人，车站广场搭建的16个临时雨棚同一时段仅能容纳2万人。而因为在城市中心区，改造扩容的难度也很大。从这个角度看，如何随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处置好火车站这样的交通枢纽，确实也是应该考虑的事。

　　应该说，在应对春运上，技术手段大大进步了。今年，各地纷纷发布春运“大数据”，这样的数据不仅是事实记录，更不仅是成绩展示，而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工作参考。哪些道路上车辆多、哪个方向乘客多、哪些车站候车者多，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资源调配、预案管理，相信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同样，实时监控的录像、方便快捷的网络，都是可资利用减轻压力的手段。

　　一头牵绊着最广大的乡土中国，一头则深入最轰隆的世界工厂，广州火车站可说是当代中国从“固态社会”向“液态社会”转变的符号。相信未来，随着更方便快捷的春运和更科学高效的管理，这座火车站或将成为“发达中国”“现代中国”的象征。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京华时报朱达志：我认为，这其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该县主要领导的法治观念、公民权利意识非常淡薄。所谓淡薄，并不是说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观念和意识，而是明知却有意忽略，不把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当回事。“法”在他们心目中，只是“法制”的工具，即法是用来“管百姓”的，而不是像“法治”那样，一方面“管官”，另一方面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第二，该县的副职领导和处于决策边缘或外围的部门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也不愿对领导的金口玉言说半个不字。这不能全怪他们，因为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还不足以让他们可以面对类似问题奋不顾身，何况这样做也未必会有多少实际效果。

　　@人民网蒋萌：这事还涉及另一个问题——歧视。禁止复婚和双方均属再婚者办酒席，也就是说，相对于“初婚”，上述两种情形被剥夺了“办酒席权”。剥夺的依据是什么?哪条法律规定一个人一辈子只有一次“婚宴指标”?县政府又怎么知道人家上次结婚办没办酒席?说白了，压根儿就没有“婚宴指标”这回事儿。这种禁止无非是认为复婚和再婚者“低人一等”，折射出某些权力者不但“法无授权却乱为”，而且对“二婚”怀有深深的贬义。凤冈县出台这样的规定，难道就没想过会出现民意反弹吗?或许，某些权力者早就习惯了傲慢与偏见乃至“霸王硬上弓”。即便被网友与媒体棒喝，顶多撤回“不当文件”，某些人官照当，似乎“无伤大雅”。

　　@新快报张贵峰：在反“四风”背景下，地方政府出台“规范操办酒席管理办法”，当然并非没有完全意义和价值。但具体到上述凤冈县这份“操办酒席”规范，又不得不指出，该规范本身就存在十分明显和严重的“不规范”问题，涉嫌逾越了起码的法治界限。

　　首先，该“规范”所规范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国家公职人员”或者说“党员领导干部”，而是进一步延伸扩展至“凤冈县辖区内的所有城乡居民”。毫无疑问，对于并非国家公职人员、党员领导干部的城乡居民来说，操办奢靡的酒席宴请，固然确实是一种不良习气，但只要并不涉及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合法利益，那么这种习气就只是“个人自由、权利自主”范畴内的问题，政府公权力根本无权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随意介入干涉、任性滥权地进行所谓的“规范”。再者，即便将上述“操办酒席管理办法”的范围局限于“国家公职人员”，诸如“复婚、再婚不准操办酒席”这样“一律禁止”的严苛“规范”，事实上同样也是明显越权越界。一面要“规范”他人，但另一面自身轻率出台的却又是显得十分不规范、超越基本法治规范的“规范”，不仅违背了“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民行为法治规范，更逾越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行为法治规范。

　　@光明网张玉胜：过多过滥的酒席，既造成了人们精力与财力的极大浪费，也背离了团圆喜庆和礼尚往来的原始本义，更严重污染了淳朴文明的公序良俗，其借机敛财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民众期待由政府出手刹风治乱的迫切心情不难理解。但如何实现回应民意与遵法守纪的并行不悖，着实考验着政府的法治思维和管理智慧。正如着名行政法律师张新年所言，如果这些管理办法仅针对当地公职人员，属于内部管理，是可以的。但对群众来说，政府没有权力把城乡群众的红白喜事也纳入其管理中。这侵犯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也将有损政府公信。

　　其实，根据许多地方治理民间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等酒席乱象的经验，采取由村民自治渠道拟定出达成共识的“村规民约”，不失为可行与“双赢”的选择。政府的职责，就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相关规定，指导和帮助各乡村将操办酒席事宜的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范畴，并引导村级组织和广大民众务实践行好相关要求。“禁复婚再婚办酒席”入红头文件，折射出当地政府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方面的欠缺。人们期待当地在力促形成不想滥办酒席、不敢滥办酒席、人人勇于监督良好氛围的同时，也认真反思权力滥用的行政“乱象”，收敛一下习惯于“管太宽”的政府之手。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婚丧嫁娶习俗，在相互攀比中渐渐变了味，甚至有些人借复婚再婚敛财，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都给当地一些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贵州凤冈县为规范管理酒席操办乱象施，其初衷是好的，但以“红头文件”方式来干预百姓“私事”，却难脱权力滥用的舆论质疑。

　　其实，公权力更应该对公职人员予以约束，而对于民众生活，行政权力则应避免过度干预，否则不光会有越界之嫌，还会损害公民权利，作为政府应该合理行使自身权利，不应该自作聪明，歧视某些特定人群，不仅对群众是一种伤害，也会损害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影响公信力。

　　法治社会，各地方干部应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对于变异风俗，政府要采取一些奖励、激励民间风气向上的政策，慢慢改变民间的陋习，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